余华的小说，尤其是短篇小说，很擅长描述残忍与荒诞。 比如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前半部分叙述得缓慢精确，后半段则在荒诞和绝望中加速，一切规则都在崩塌，结尾的回溯意象是神来之笔，带着一种精致的反讽：“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，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”。 《现实一种》给人的感觉，则是绵延不绝的潮湿。氛围的安静，叙述的细致冷静，结合小说的恐怖情节，两相照应。 《细雨中呼喊》的叙述则充满激情，虔诚又固执，大概是余华小说中最激情最锋锐的篇目。有些地方，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“正面硬写”。喜欢那劲头的人格外喜欢，不喜欢的人，大概会觉得劲儿劲儿的吧？ 《活着》的开头，句子优美得仿佛诗歌。但读过的都知道，这小说从用看似无表情的口吻叙述一整段历史，让叙述者参与到了故事之中。叙述者本身的沉静，与他叙述并亲历的故事，带出了尖锐的悲剧效果，对比带出了巨大的冲击力。 余华很喜欢这样极端的对比，带出的强烈效果。 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 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没有《细雨》那么澎湃的叙述欲，比起《活着》来也没那么惨烈。句子更短，整体节奏更为轻盈。 这个小说几乎取消了心理描写，所有的人物都很直白地，用行动与对话说明心理。加上勉强还算完满的情节，就构成了一部，颇有些漫画色彩的小说。 在这部小说的意大利语版自序里，余华自己说： “汉语的自身灵活性帮助了我，让我将南方的节奏和南方的气氛注入到了北方的语言之中，于是异乡的语言开始使故乡的形象栩栩如生了。这正是语言的美妙之处，同时也是生存之道。 的确。 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描述的，显然是浙江城镇人的生活。这里没有《活着》那般残忍的生离死别，则生活方式的跌宕，很直白地体现在饮食上。小说的主线，很直白地，体现为与饮食相关的欲望。很巧，很轻，很实在，一目了然。 余华是浙江人，于是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里，许三观跟着两位乡下哥们卖完血了，仪式性地犒劳自己，就去吃一盘炒猪肝，以及贯穿小说的经典台词： “黄酒温一温！” ——我们老一辈江南人喝酒，常是一边吸螺蛳，一边跟朋友吹牛，空出嘴来就跟婆娘说一声：“黄酒放进铫子里，再去热一热！” 许三观温黄酒这个细节，就此成了小说主轴，成了许三观每次卖血之后的仪式。 第一次去，是看两位哥们摆谱，有样学样；第二次去，多年不卖血了，忘了，要想一想才想起来，“黄酒温一温。”第三次去就闹笑话了，大热天要喝温黄酒，真是刻舟求剑、胶柱鼓瑟。到最后，他甚至还能教另两个被他带着去卖血的少年，“黄酒温一温。” 小说与吃的逻辑关系，是这么紧密起来的：许三观到乡下田里吃瓜，吃黄金瓜、老太婆瓜、西瓜、黄瓜和桃子，一边吃着尘土一边吃瓜。吃完了，站起身，觉得全身发烧，然后，就决定结婚了。 他去请许玉兰吃，吃了小笼包子、一碗馄饨、话梅、糖果和半个西瓜，吃了八角三分，然后便让许玉兰嫁给他。说得很实在：“你以后可以经常一天吃八角三分。” 结婚的欲望、结婚的好处、生活的核心，都与吃相关。 这就是许三观的逻辑，也是本小说的逻辑——按照余华的说法，也是他们故乡人的逻辑。 既然确立了这种逻辑，小说就一直这样下去写了。 既然已经确立了“钱=吃的=生活资源”这个最简单的逻辑，从此许三观卖血，就成为了一次又一次度过难关的生活秘诀。 其中自然也有波折。比如，许三观第二次卖血，就得孝敬白糖给李血头。比如，许三观睡过了林芬芳后，就得卖血换一些吃食来赠送给她——用来炖汤的猪骨头和黄豆，用来做绿豆汤的绿豆，用来泡茶的菊花。 每一次波折，都与吃息息相关。生活里的迎来送往，情分来去，都是吃在维系着。更不必说，每一次许三观卖血后，都还是去喝黄酒吃炒猪肝。 后来许玉兰被斗时，许三观给她送饭。他将肉藏在饭下面，“偷偷给你做的，儿子们都不知道。” 当年结婚，是吃了八角三分；到后来夫妻情深，也还是在吃里体现了。 小说最后，许三观老了，一度觉得自己的血卖不出去了，丧失了安全感。许玉兰提醒他，自家有钱了。于是许三观终于奢侈了一下：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三盘炒猪肝，一瓶黄酒，还有两个二两的黄酒，他笑将起来，吃着炒猪肝，喝着黄酒，他对许玉兰说： “我这辈子就是今天吃得最好。” 这段妙就妙在，许三观所谓吃得好，不在于炒猪肝和黄酒，在于丰足。老年间说有钱人吃饭，吃一看二眼观三。后来人说笑话，有钱了，就买两份，吃一份看一份。吃着碗里，看着锅里，对许三观而言，是一种满足的慰藉。 所以对许三观而言，曾经的猪肝黄酒，是卖出了血之后的自我慰藉，是终极的安全感。而此时此刻，不用卖血，也能吃三份——吃一份，看两份，这才是终极的安全感。所以才吃得最好——对他这样，经历漫长生活，随时预备卖血来扶危解难的人而言，的确是最美好的生活。 话说，小说中段最甜苦交加的两个段落，都还是在吃上找。 其一是，许玉兰给孩子们煮粥，格外加了糖。孩子们苦惯了，太久不吃糖，已经忘了甜味了，吃了之后，眨巴着眼，居然想不起来这是什